麦田守望者—陈志武

多年来，他像个农夫一样耕耘，打造金融经济学和自己的对冲基金，他希望“在悬崖边当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”

9月，大学开学的日子。一回到耶鲁，陈志武的心境就为之一变，“哇!又可以静下心来，做一些不受干扰的思考，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和追问。”作为耶鲁金融学终身教授，能完全按自己的兴趣治学，他觉得这是他的幸运。

但从2001年开始回望中国，陈志武把研究重点从主流的经济学问题转移到中国的发展问题上，却不啻为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。他就股市、房地产、证券立法、民间金融、国企改制、外资并购等几乎所有热点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，名声鹊起。他思维理性，一针见血，发人深省：交锋郎咸平，支持国退民进;对于凯雷收购徐工，他鲜明提出“企业有竞争力国家经济才安全”;他批评中行、国航等国有企业A股上市，倡导创业精神……

然而，学术理想与现实的反差让他痛并快乐着，“如果我2001年(研究方向)并没有转变，也许我的生活每天会更幸福一些，学术更平常一些，不会有那么多情绪波动。”生活中陈志武随和、热情、喜欢多样性。

经济学是经世济用之学，但像陈志武有如此多重身份的学者却不多见：他有自己的投资公司及对冲基金，赚的钱比做教授还多;他是湖南人，现在是美国民主党选民;他的很多建议谏言对政府和企业颇有影响，不过他最想写的是一本叫《金融的故事》的通俗书;他热衷于资本主义精神，却也着迷于历史、文化，并从中寻找灵感和论据。

未“志武”而“尚文”

2006年6月，44岁的陈志武带着夫人和两个女儿回到湖南，与家人团聚(六个兄弟，他是老五)。他应邀在湖南大学演讲，题为“国有制真的促进平衡发展吗?”。他还会见了副省长，准备推介更多的海外企业家到湖南投资兴业。他一直酝酿由海外的湖南人成立一个奖学金基金会，帮助贫困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学习。

每年回国，陈志武至少回一次老家。想起小时候上山砍柴、下地干活的经历，他感慨良多。早年的生活也在他后来的研究中留下痕迹：谈自由市场时，他提及跟父母到集市买东西的见闻;谈法治时，他记得乡村无为而治;谈诚信时，他同样以乡村买卖诚信为例。

在陈志武的印象中，自己的家乡湖南茶陵出过一些将军，但那显然不是他的人生选择。“尽管我的名字叫陈志武，但我从来没有以当将军、领导者作为一辈子的追求。”他笑着说，“要是我小时候就有一个事业偶像，也许我整个生涯就不像今天这样了。”

尽管成长时没有明确的意识，陈志武却逐渐朝着做学问的方向发展。1983年中南工业大学毕业后，他到国防科技大学读研究生，哈耶克的《通往奴役之路》、弗里德曼的《自由选择》以及芝加哥学派的理论，极大影响了他对社会科学的启蒙。他转而学习经济，对以数理的方法研究经济和政治问题产生了兴趣。他曾用数学模型探讨民主问题，和崔之元合作翻译了肯尼思·阿罗的《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》。——2004年他写《国营还是还产于民》时，“自始至终哈耶克的思想在我大脑里浮现，好像背景音乐一样”。

1986年出国后，陈志武到耶鲁大学管理学院读金融学，1990年获博士学位，对他影响比较大的是导师斯蒂芬·罗斯——此人在金融经济学领域无人不知，其《公司理财》是教科书经典。另一位是哈佛教授罗伯特·默顿，1997年因期权定价理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，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合伙人——他启发了陈志武后来运作自己的对冲基金Zebra。

陈志武的研究方向是资产定价、股价模型、投资策略等。很快，他就在金融学领域崭露头角，他的论文开始发表在《美国经济评论》、《金融经济学》等主流学报上，而《人口老龄化和资本市场》更获得了默顿·米勒研究奖。陈志武先是在威斯康辛大学任助理教授，1995年任俄亥俄州立大学副教授，1999年重返耶鲁，受聘为终身教授。

他是一个永远也不满足的人，如饥似渴，涉猎广泛。“每天能够看一些新的思想，收集新的数据作分析，对人和社会的理解都有所长进，是让我很满足的活动。”定位于纯学者的他，研究完全取决于个人兴趣——陶醉、过瘾，并不以别人喜欢或者被政府采纳作为追求目标。“我做学问一是自己喜欢，二是希望让更多的人通过了解人和社会根本性的规律，用更客观的眼光看待社会问题。”

重新认识中国

陈志武把自己的学术生涯分为两个阶段：2001年之前，基本上研究一般性的金融问题，一篇论述资本市场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文章反映了他当时的兴趣点;2001年之后，他的重点就转移回了中国。

对于关注中国的学者来说，转型社会中的变化相当于一个异常丰富的实验室、数据库。从中，陈志武也不断有新的发现、认识。他在国内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，“以中国过去和现在的经历或者数据为基础”解读各种问题，以“剥洋葱”式的学术风格深入探讨，人称“陈旋风”。他还创办了耶鲁管理学院的中国研究项目。

像很多学者一样，陈志武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只是经济本身，而且牵扯到很多制度和文化因素。他从金融的角度缜密把脉，认为安然、世通破产深层的原因是：人为炒作的泡沫最后只能破灭;他给股市开的药方是：加强媒体监督、信息透明;他反问，中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应该归咎于市场化改革吗?他呼吁“中国摸着石头过河，已经过了很远了，该考虑一下制度机制方面的改革了”;在他看来，金融技术也是一种生产力，“借钱花，将未来的钱提前花”的观念关系到国家兴衰。

比如凯雷徐工案，陈志武就认为，如果更多私人股权基金能进入中国，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上市公司、银行及企业的效率，金融市场会有许多改善。对于国退民进，他很“文学”地写道，我们对不公正的民营化所造成的贫富悬殊当然愤愤不满，可是，如果再看看当年国有化过程中的所作所为，你又会有何感受呢?“往事确实并不如烟”。

至于新的外资并购规则，陈志武都不想再写什么文章了——他认为，在非理性的氛围中再去理性探讨，一是对牛弹琴，二是反而让利益相关者更加情绪化;此外，新规则也许会造成企业界不愿意看到的结果，对企业的成长、融资会增加障碍，而最终最大的赢家可能是商务部……

“我们需要对一些基本理念作全方位的梳理，消除过去很多误导性和破坏性的成见，并进行更合理的制度安排，给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更扎实的基础，使老百姓过上更富有、幸福的生活。”陈志武说。

当年在大学，陈志武也喜欢看文学作品，如《茶花女》、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等。塞林格的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更深深打动了他，他将其视为对学者的一种描述：“有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……我呢，就在那混账的悬崖边。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，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，我就把他捉住……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。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。”

2005年，在《经济科学译丛》出版十周年之际，陈志武意识到现实与理论呈现“两个世界”，人们对如何赚钱和商业信息的兴趣会逐步胜过对经济理论的兴趣。但学者不应该整天追逐最热门的问题，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”，而忽视了对基础性问题的研究，否则“过了这个村这个店”就没有太多价值了。

做自己的对冲基金

1986年，陈志武到耶鲁读金融学，没多久就去见识了一下华尔街。两年后的暑假，他还去过高盛、美林面试。不过，他从来没有在真正的华尔街工作过，尽管他的研究方向也是金融高端实务。

国外有很多经济学家从事商业也非常成功，像凯恩斯就做过货币投机，格罗斯曼·舒尔斯做对冲基金，经济上独立以满足生活上昂贵的爱好、品味。陈志武倒没什么奢侈消费，但他以所学专业来投资，除了赚钱，更重要的是像工程师、科学家一样，把理论投放到现实予以验证。他不再是纸上谈兵，而是从现实中领悟金融学知识有哪些不足，有利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教学。

1994年，陈志武开始拿自己的钱炒股，做期货期权的交易，进行应用性研究。1998年，他和朋友共同创办了Value Engine(价值引擎)公司，利用资产定价理论，向机构投资者销售投资组合及基金理财软件。但当时正值互联网泡沫，投资咨询行业很难赚到钱。

2001年，他又合伙成立对冲基金Zebra，他是三大股东之一及首席投资经理。Zebra大部分的投资操作，都是依据他研究的数理模型来买卖股票。Zebra的投资者主要来自欧洲，规模达160亿美元的耶鲁基金会并不在其中。Zebra投资回报率大概11.5%左右，业绩可观，这引起了摩根士丹利的注意。2004年11月，摩根士丹利邀请陈志武参加了大规模的全球路演，他切身感受了平时研究中隔靴搔痒的地方，见识到了一条蔚为壮观的资本生态链。

格林威治市是当年索罗斯等金融大鳄起家的地方，地处陈志武所在的康州，目前大约380家对冲基金将总部设在那里，管理的资产总额超过1500亿美元，是公认的全球对冲基金之都。陈志武也见证了很多对冲基金的沉浮，他认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流动性风险考虑不够，而中航油及国储铜事件则是内部风险控制缺失的体现。

与经济学研究不同，做对冲基金让陈志武有了更多的心情起伏。2002年1-2月，市场中性基金连续五十多天都在上涨，投资顺当的时候他高兴不已，但同时也得随时跟踪评估风险;他也有睡不着觉的时候，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，多头和空头却不涨也不跌，让人着急!

“做基金符合我个人的性格，符合我研究的风格”，陈志武说，基金和学问之间有时间上的冲突，但不存在利益冲突。在他看来，研究中国经济时，少不了与企业和政府官员打交道，自己的基金能赚钱(Zebra业务跟中国没有任何关系)，就会具有独立性，没必要迎合谁，避免别人怀疑自己的观点是否背后有经济利益，从而增加研究分析的客观性。

陈志武说，投身商业是一个人对社会做贡献最好的方式。而相信自由市场的人，不会觉得赚钱本身是一件坏事。有了做对冲基金的经历，也让陈志武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，“我对很多东西都感兴趣，历史、法律、政治、经济……希望有机会都试一试。”

他引用了一位湖南老乡的名言说：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