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薪酬改革”背景下的年轻公务员 “限高提低”引发热议
来源：薪酬改革时间：2014-06-27
近日,人社部新一轮“公务员薪酬改革”的基本方向浮出水面。“限高提低”四个字,引发了全民热议。作为这一热点改革的“主力对象”,青年公务员到底怎样看待它?
“高强度”工作压力
在中央某部委工作的普通科员林晨(化名),可能是“提低”的覆盖对象。
在北京三环,一片建于1970年代的老楼里,这名“85后”四川女青年和丈夫租房而居。他们的私人空间,是三室一厅中的一间主卧,“租金一年比一年贵。”
面对远高出工资的房价,林晨已无法考虑在京购买商品房。“我的同龄同事里,约有七成都没有解决买房的问题。”
对她而言,生活压力大于“高强度、高要求”的工作压力。“在部委机关,上上下下都有不小的压力。但我们‘80后’的生活压力比‘60后’‘70后’的领导层大多了。”林晨坦言,“在他们那个年代,有福利分房、津贴也较多。到我们这一代,拿这么点工资,又正是养家糊口的时候。”
2013年,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发布了一份《中国基层公务员心理状况调查报告》。报告显示,在各年龄段中,“80后”公务员群体的心理健康得分最低,“显著低于总体平均分”。
社科院报告认为,其原因在于:“青年基层公务员群体中多数人,从事现职工作年限不长,且刚刚毕业不久,正在面临来自工作(例如定岗、调岗、升迁等)和生活(例如择偶、购房、养老、育小等)等多个方面的现实压力,这都成为影响其心理健康状态和程度的消极因素。”
林晨初入部委时,有一种“高大上的满足感”。过年回家时,亲友问起,她也有“衣锦还乡的自豪”。“但这种满足感,抵挡不住时间流逝、生活现实带来的窘迫感。”她坦言。
“寒门贵子”在减少?
陕西西安的公务员王路(化名)虽然在国家机关驻省单位工作,但工资仍参照省级公务员标准,基本工资只有2500元,“也没多少福利”。
他发现,在这一收入水平的公务员队伍中,“家庭经济水平是小康的占主流”。“因为家境小康的年轻人,后顾之忧比较少。”
与此相对,公务员队伍里“寒门贵子”的情况在减少。“因为,如果是家境贫寒的青年人,他求职的第一条衡量标准就是薪酬。”而现在基层公务员1000～5000元的薪酬水平,已经很难满足在京上广深等大城市的“立足”诉求,“更无法支援家庭生计”。
但在王路自己看来,公务员依然有最大的吸引力——荣誉感。“做公务员,我感觉很光荣。”
“说白了,就是一种社会地位。”他说,“我并不是看不起别的行业。就好比一个法官内心向往荣誉,他就不会为了一些钱出卖自己的权力。”但工作两年了,他承认多少有了一些倦怠。
中国社科院前述调研报告发现,高达79.89%的基层公务员存在“轻度工作倦怠”的现象,而6.40%的基层公务员表现出重度工作倦怠。
“公务员比其他人担负更多社会责任,对我们的道德期许也比很多职业高,我们自己也有认同。但只提期许,没有物质保证,最终也很难实现。”林晨坦言。
她说自己的偶像是身边的一位老领导,“甘于清贫、两袖清风、从来不考虑个人得失”。“我也有纯粹的浪漫主义精神、默默奉献的精神,向往成为他,但很难成为他。比如,我也想扶起摔倒的老人,也想见义勇为,但这就需要社会诚信制度的建立和保障。我们现在是‘上有老、下有小’的年龄,想为大家多奉献,也得保障我的小家。”
并非单纯加薪
“限高提低”得到多数青年公务员的认同。林晨认为,讨论者们只盯着“公务员涨工资”,是有误区的。“如果仅仅是改革薪酬,我怀疑最终效果会有多少。改革可能会成本很高、阻力很大,可能挨了骂,但到每个公务员手中,实际只有几十到几百元。”
正如她所说,目前正逐步“露头”的公务员薪酬改革方案,并非单纯的加薪。“调整工资结构,扩展晋升空间,建立比较机制,实施配套改革”这24个字的方案,再度成为各界焦点。
此外,公务员队伍“能进不能出,能上不能下”的体制,也受到一些青年公务员诟病。“年轻人忙得要命,升不上去的老人闲得要命。而且后者当年也可能是我们这样很有激情的年轻人。”王路说,“因为‘为官就是不为’的逻辑,干得多还可能出错,今天忙的年轻人,明天就可能成为闲得要命的老干部。”
另一方面,政府部门的行政职能转型,则被青年公务员看好。“政府承担了大量不该政府承担的职能,真正把职能分给社会,才能给公务员队伍瘦身、减负。”林晨说。
正如在中央某部委工作了5年的王云(化名)所说,在公务员的中低级职位上,“晋升公平性相对来说还是可以保证的”。“如果说是怀有一点点愿望或期许,我觉得更重要的是,多给年轻人一些上升渠道的希望。给我们一些施展才华的天地,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一番成绩。”
“高强度”工作压力
在中央某部委工作的普通科员林晨(化名),可能是“提低”的覆盖对象。
在北京三环,一片建于1970年代的老楼里,这名“85后”四川女青年和丈夫租房而居。他们的私人空间,是三室一厅中的一间主卧,“租金一年比一年贵。”
面对远高出工资的房价,林晨已无法考虑在京购买商品房。“我的同龄同事里,约有七成都没有解决买房的问题。”
对她而言,生活压力大于“高强度、高要求”的工作压力。“在部委机关,上上下下都有不小的压力。但我们‘80后’的生活压力比‘60后’‘70后’的领导层大多了。”林晨坦言,“在他们那个年代,有福利分房、津贴也较多。到我们这一代,拿这么点工资,又正是养家糊口的时候。”
2013年,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发布了一份《中国基层公务员心理状况调查报告》。报告显示,在各年龄段中,“80后”公务员群体的心理健康得分最低,“显著低于总体平均分”。
社科院报告认为,其原因在于:“青年基层公务员群体中多数人,从事现职工作年限不长,且刚刚毕业不久,正在面临来自工作(例如定岗、调岗、升迁等)和生活(例如择偶、购房、养老、育小等)等多个方面的现实压力,这都成为影响其心理健康状态和程度的消极因素。”
林晨初入部委时,有一种“高大上的满足感”。过年回家时,亲友问起,她也有“衣锦还乡的自豪”。“但这种满足感,抵挡不住时间流逝、生活现实带来的窘迫感。”她坦言。
“寒门贵子”在减少?
陕西西安的公务员王路(化名)虽然在国家机关驻省单位工作,但工资仍参照省级公务员标准,基本工资只有2500元,“也没多少福利”。
他发现,在这一收入水平的公务员队伍中,“家庭经济水平是小康的占主流”。“因为家境小康的年轻人,后顾之忧比较少。”
与此相对,公务员队伍里“寒门贵子”的情况在减少。“因为,如果是家境贫寒的青年人,他求职的第一条衡量标准就是薪酬。”而现在基层公务员1000～5000元的薪酬水平,已经很难满足在京上广深等大城市的“立足”诉求,“更无法支援家庭生计”。
但在王路自己看来,公务员依然有最大的吸引力——荣誉感。“做公务员,我感觉很光荣。”
“说白了,就是一种社会地位。”他说,“我并不是看不起别的行业。就好比一个法官内心向往荣誉,他就不会为了一些钱出卖自己的权力。”但工作两年了,他承认多少有了一些倦怠。
中国社科院前述调研报告发现,高达79.89%的基层公务员存在“轻度工作倦怠”的现象,而6.40%的基层公务员表现出重度工作倦怠。
“公务员比其他人担负更多社会责任,对我们的道德期许也比很多职业高,我们自己也有认同。但只提期许,没有物质保证,最终也很难实现。”林晨坦言。
她说自己的偶像是身边的一位老领导,“甘于清贫、两袖清风、从来不考虑个人得失”。“我也有纯粹的浪漫主义精神、默默奉献的精神,向往成为他,但很难成为他。比如,我也想扶起摔倒的老人,也想见义勇为,但这就需要社会诚信制度的建立和保障。我们现在是‘上有老、下有小’的年龄,想为大家多奉献,也得保障我的小家。”
并非单纯加薪
“限高提低”得到多数青年公务员的认同。林晨认为,讨论者们只盯着“公务员涨工资”,是有误区的。“如果仅仅是改革薪酬,我怀疑最终效果会有多少。改革可能会成本很高、阻力很大,可能挨了骂,但到每个公务员手中,实际只有几十到几百元。”
正如她所说,目前正逐步“露头”的公务员薪酬改革方案,并非单纯的加薪。“调整工资结构,扩展晋升空间,建立比较机制,实施配套改革”这24个字的方案,再度成为各界焦点。
此外,公务员队伍“能进不能出,能上不能下”的体制,也受到一些青年公务员诟病。“年轻人忙得要命,升不上去的老人闲得要命。而且后者当年也可能是我们这样很有激情的年轻人。”王路说,“因为‘为官就是不为’的逻辑,干得多还可能出错,今天忙的年轻人,明天就可能成为闲得要命的老干部。”
另一方面,政府部门的行政职能转型,则被青年公务员看好。“政府承担了大量不该政府承担的职能,真正把职能分给社会,才能给公务员队伍瘦身、减负。”林晨说。
正如在中央某部委工作了5年的王云(化名)所说,在公务员的中低级职位上,“晋升公平性相对来说还是可以保证的”。“如果说是怀有一点点愿望或期许,我觉得更重要的是,多给年轻人一些上升渠道的希望。给我们一些施展才华的天地,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一番成绩。”